古文史二慢班串講筆記之黃金版（二）(完整版）（第二部）

　　1、簡述歐陽修散文平易的文風

　　歐陽修的文章平易近人、紆曲蘊藉。他繼承了韓愈散文文從字順的要求，摒棄了怪奇的文風，能愈雄奇于暢達，在平常中見雋遠。在文體形式上，他認為駢體文“偶儷之文，茍合于理，未必為非”，吸收其有益成分，增加了散文的節(jié)奏感和情韻之美，并將古文筆法融入駢文寫作之中，開創(chuàng)了宋代四六文的新體式，在歐陽修的努力下，古文在文章寫作中的主導地位確立起來。歐氏的平易文風也成為宋文的代表文風。

　　2、簡析柳永詞中女性形象的特點

　　柳永的詞作中除了描寫閨怨思婦的生活外，還有相當一部分反映了他的“狹邪”生活。這些詞主要以歌妓生活為描寫對象。由于柳永與與她們接觸較多，理解并同情她們的遭遇和內心痛苦，因而除了一般的描摹她們的玉肌瓊艷、表現她們歡聚別離之外，柳詞還更細致地寫道她們的身世經歷和心理活動，如寫她們“剛被風流沾惹”的羞怯，因悔悟“席上尊前，王孫隨分相許”，而產生的“永棄卻、煙花伴侶。免教人見妾，朝云暮雨”的愿望。一般而言，這些歌妓的形象是泛化的，并非特指，是為投合一般讀者的欣賞要求而制作的。

　　3、簡述蘇軾理趣詩的特點

　　蘇詩中有不少理趣詩。所謂理趣詩，就是詩人在寫景、詠物、記事之中，有意識地闡發(fā)某種生活哲理，表達對人生的思索。如《和子由澠池懷舊》“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新泥”，以蘊涵哲理的比喻表達了對人世變遷的惆悵之情；而《題西林壁》“橫看成嶺側成峰”，借寫景而談處世哲理，成為理趣詩的名篇。蘇詩中的“理”，不是玄思和吊詭，而是生活中隨感而發(fā)的感想，在習以為常中給人以新的啟迪。另外，蘇詩理趣詩中還有談佛論禪之作，如《琴詩》，借詠琴而闡發(fā)禪理，別有韻味。談空說有乃至“借禪以為詼”之作也不少。然真正富于理趣的還是詩中采集的那些生活中迸發(fā)的星火。

　　4、簡析黃庭堅的詩歌創(chuàng)作觀

　　北宋詩人黃庭堅在詩歌創(chuàng)作實踐中，形成了自己的詩歌創(chuàng)作主張。他見于當時黨爭中以詩干政的風氣，反對用詩直接比附時事的作法，提倡詩歌的相對獨立性。在創(chuàng)作中，他放棄了白居易以來的詩歌諷喻傳統(tǒng)，將創(chuàng)作的重心放在展現個人的精神世界方面；同時有反對在詩中放縱情感認為作詩應以“養(yǎng)心治性”為根本目的。如他的《登快閣》一詩中“萬里歸船弄長笛，此心吾與白鷗盟”，表現了詩人擺脫俗物、在觀賞自然中回復真實自我的愉快心情，從頜聯中，有可見出詩人心境又是非常淡泊、平和，展示了一個迥于流俗、孤高的士大夫的內心世界。由于黃詩中有意排斥了反映民生、議論時政的創(chuàng)作題材，因而使他的詩歌世界受到很大的局限，詩人覺得詩人有意回避壓抑自己的真實情感。使之他的詩歌成就大大打了折扣。

　　5、簡述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

　　李清照繼承婉約詞風而能更進一步，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藝術造詣。

　　首先，她的詞從題材到風格形成了以婉約柔媚為主的女性化特點，展現了一個在那個時代十分特殊的知識女性的心靈世界。

　　其次，她的詞能集雅俗于一體，將極精美雅致的畫面于極通俗真切的情事結合在一起。另外，她的語言既充分發(fā)揮了婉約詞家精于修辭、造句精巧的特點，又往往貼切生動地化用口語，比喻的驚奇，鋪敘的自然，都令讀者嘆服。如她晚年代表作《聲聲慢》，將“物是人非”等具體情事完全隱去，而集中描寫“愁”的過程、情態(tài)本身；通過如實地鋪敘景物，真實展露詞人孤獨寂寞、凄涼無奈的精神狀態(tài)；一連串的反詰句式，在絕望中卻透露出作者一貫的剛強性格‘起首連用十四疊字，更被譽為“公孫大娘舞劍手”。正是由于李清照豐富的情感和杰出的文采，使她的詞達到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。無怪乎后人稱“婉約以易安為宗”。

　　6.簡述楊成齋體的特點

　　嚴羽在《滄浪詩話》中稱楊萬里的寫景方面的詩為“楊成齋體”。

　　楊成齋體的特點首先是，善于以詩人的獨特眼光發(fā)現和捕捉事物的生動形象，同是賦物寫景，詩人抓住在瞬間打動詩人的生動形象，讓它保持全部的新鮮感呈現在讀者面前。如《曉行望云山》，描寫的是自己的新鮮感覺，展現的是詩人的心靈世界。

　　其次是語言幽默，詼諧灑脫，處處展露出詩人的透脫胸襟。詩人雖觸而發(fā)，在適當的情景中巧生聯想，揭發(fā)習慣的可笑，揭示某些生活哲理，流露出詩人的涵養(yǎng)和卓識。如《戲筆》似是嘲笑天公的吝嗇和自己的貧窮，其實透露出詩人為性情怡悅于自然而感到的快樂，表現了詩人樂觀灑脫的人生態(tài)度。

　　另外，語言通俗生動，大量化用口語俚語入詩。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頭”《小池》。這種語言風格是詩人對自然真趣的一種追求。

　　詩人將描寫題材局限于自然景物，過于追求輕巧新奇，是詩境流于瑣細，思想不深，語言有時不善揀擇，“粗頭亂服”，這些不足之處與詩人楊成齋體體現出的“真處”、“性靈”相比，畢竟是璧中之瑕。

　　7.論述陸游詩歌的藝術特色

　　陸游在南宋諸位詩人中，詩的境界顯得最為開闊，風格最為多樣，語言運用也最為自如。

　　首先，想象豐富，氣勢豪壯，是陸游詩最鮮明的特色。他常常運用幻想、夸張等手法，突破現實環(huán)境的束縛，使詩歌境界變得空前闊大。如他的記夢詩，便大量溶入了唐代邊塞詩歌的意象、情節(jié)，在南宋的殘山剩水之外為人為展現了遼闊中國的壯麗特色，激發(fā)人們的愛國情感，他的豪壯氣概更充分地體現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，如《金錯刀行》，在與茍安現實相對立中，這個自我形象往往浸透著李白那種狂放精神，在抒發(fā)壯志未酬的悲哀時，詩人的詠嘆又往往具有杜詩沉郁蒼涼、宏闊深沉的格調，如《書憤》。

　　其次，觀察入微、描寫入畫，是陸游詩的有一特色。他善于隨時隨地從自然和生活中汲取詩材，許多描寫日常生活的作品記敘細膩，寫景清新，筆調圓勻，如“傍水風林鶯語語，慢園煙草蝶飛飛，”描寫既精細又自然，“明白如畫，然淺中有深，平中有奇，故足令人咀味”（劉熙載《藝概》）。

　　再次，精于錘煉，巧于裁剪。陸游詩思既多，又富才情，而且不忘錘煉，“使事必切，屬對必工”，“對仗工整，使事熨帖，當時無與比埒，”如“青山是處可埋骨，白發(fā)向人羞折腰?！?/P>

　　另外，陸游詩風格多樣，內容豐富，取法活泛，也是他的詩重要特點。朱熹、姜夔、方回、羅大經等人對此評價很高。

　　總之，陸游詩可以說是南宋最有成就的偉大詩人，但在藝術上繼承的成分仍較多，獨創(chuàng)革新的努力尚嫌不夠。

　　8.論述辛詞的藝術風格

　　辛詞在藝術上繼承總結蘇軾豪放詞、南宋愛國詞的傳統(tǒng)，并廣泛學習借鑒其他詞風、其他詞人的成就，使其詞境也變幻多姿、空前豐富。

　　首先，辛詞最主要的風格，是由其內在英雄氣概決定的豪放風格。辛詞的豪，一方面更為沉著，更具實在內涵；另一方面則更為恣肆，更加不受拘束。除了直接記敘戰(zhàn)斗場面、抒寫英雄不平之事外，進入辛詞的一切，無論動植生物，水月風光，還是人文產物、抽象思想，差不多都經過想象的改造，獲得了奇特新穎的形象。他尤其愛寫那些空間闊大、動態(tài)極強的事物，如寫自己隱居出的山：“疊嶂西馳，萬馬回旋，眾山欲東?！保ā肚邎@春》）這與其說是寫山，不如說是寫自己心中的波濤洶涌。他還喜將時間和性質上相距甚遠的各類事物匯聚為一體，往往一闋之內既寫功名事業(yè)，又寫道德文章，又有山水景物，又有古人今人。他更善于運用記夢、游仙、問天等手法，表現自己的不羈情懷，展示精神世界的升騰。又由豪放轉入深沉，使辛詞具有一種特有的意味和韌勁，如寫他追述金兵入侵歷史、抒寫家國的詞作《菩薩蠻。書江西造口壁》，不過短短八句，既敘述了歷史現實，又表達了自己的希望和痛苦。借助由山、水形象組成的深遠動人的詞境，抒發(fā)了作者對歷史現實深沉的情感，而又帶有婉約詞意味蘊藉的特點。

　　運用婉約的風格而寓以“傷人心別有懷抱”，是辛棄疾的另一擅長。如詞境深婉的《青玉案。元夕》。辛詞更善于借婉約的故事寫政治的哀怨，為柔媚之詞注入骨氣，如《摸魚兒》表面寫《長門賦》的故事，實際上表達的是作者對當國者的怨恨和希冀，作者賦予這個題材本身以更深刻的含義，而在運用婉約的形象、語言也達到了很高的造詣，所寫的“宮怨”故事本身也非常哀婉動人。

　　其次，諧謔和反諷，是辛詞另一種特殊風格。

　　9試述雜劇興盛的社會原因

　　元雜劇的興盛，指的是出現了一大批作家、一大批作品，而且戲劇活動及其普遍而頻繁。就其社會原因而言，是經濟、政治、作家構成、演員技藝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。

　　首先，元代城鎮(zhèn)經濟的相對繁榮，為元雜劇的興盛提供了物質條件和群眾基礎。元代前期，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，戲劇這種最富于群眾觀賞性的文藝形式，便適應城鎮(zhèn)和商賈市民的生活方式與審美要求，迅速的興盛發(fā)展起來了。商業(yè)性的游樂場日益增多，這就為雜劇演出提供了固定的場所。在北方農村，經濟的恢復和發(fā)展，戲劇活動在節(jié)日、廟會常常不定期的開展，并出現了固定的演出場所-戲臺。也有力的促進了元雜劇的興盛。

　　其次，元代政治對雜劇的興盛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這種作用是雙重的：一方面，元代社會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特別在元代初年比較尖銳，這不僅造成了人民生活的痛苦，也激發(fā)了人民的憤怒和發(fā)抗情緒。而雜劇正是戰(zhàn)斗性和群眾性較強的文藝形式，最足以表現人民的憤怒情緒和美好愿望，所以得到迅速的發(fā)展。另一方面，元代初年在軍事、政治方面嚴加防范，而在經濟、文化藝術、道德思想上卻是相當放松的；由于元代初年禁錮人們頭腦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動搖，這對人們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解放；蒙古統(tǒng)治者由于語言、文化和習俗的隔閡，對中原文化還不甚了解，使他們不自覺地對雜劇表演內容采取了放任的態(tài)度。這些都從不同角度共同促成了雜劇的興盛。

　　再次，元代文人社會地位低下，促使大批文人投身于雜劇創(chuàng)作